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© 2005-2017 我的父亲仿佛是从天外落入人间的孤种。他至死都没有来得及对我言说他的家庭、他的父亲、他的家族。我只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,知道他1938年到游击区去参加革命,和地主家庭脱离关系声明登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上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纸声明是我的爷爷郭凤巢,而不是我父亲登的。父亲为了抗日救亡,18岁离家出走,到大南山游击区梅峰中学,做了中学的学生会主席,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工作。爷爷害怕这个逆子给家庭带来祸害,便主动登报和父亲脱离关系。这一纸声明并没有在解放后救父亲一命,相反却把父亲推进一个致命的深渊。原因是,地主家庭与他脱离关系,而非他与地主家庭脱离关系,非但无功,反而有罪,证明他参加革命动机不纯洁。后来他去延安,穿越封锁线受阻,在淮北被日军打击,中途返回上海,此乃又一罪。解放后,父亲收留了从庵堂遣送流落的生母郑惠照,瞻养地主婆,又是罪加一等。父亲始终生活在罪责之中。青年时代接受共产主义思潮,认识家庭的原罪,赎罪投身革命,进入新社会,由原罪衍生的新罪,一直在折磨着他并最终要了他的命。 父亲的革命是无处不在的,为了起带头作用,他于1965年,把初中毕业、刚满15岁患有严重哮喘的大哥。 版权所有,并保留所有权利。